狮子林往事

到过黄山的人都知道，北海景区有个狮林大酒店。酒店位于狮子峰下，从北海宾馆出发，过万松林，几十米就到了。其实，这个地方在六十年前不是酒店，却是一处佛家修行、供奉香火之地。

民国时期，北海贡阳山下虽然很平缓，但几乎没有建筑物，而狮子峰下却有三个庙宇建筑：狮子林、狮林精舍、清凉正顶。狮子林和狮林精舍两座房子紧挨着，是北海区域的中心，清凉正顶位于狮子林上方五十米处。

雪地冤魂

1920年4月20日，著名收藏家、学者傅增湘与书画家张孟嘉一起从北大门辅村出发，经芙蓉岭、松谷庵到达狮子林。那时狮子林有一老僧一长工，另有一居士，名为李法周。老僧和长工文化程度不高，对黄山不甚了了，倒是李法周对黄山情况有所知晓。傅增湘与之交谈得知，李法周原为江苏江宁人，曾担任两江督标跟班，老母去世后，便离家入山，发誓诵《法华经》十万遍。前几年到黄山后，常住狮子林，深夜即起来礼诵，也常到狮子峰山腰一突出方石处诵法，十分心诚。该处称为诵法台，傅增湘借用五台山清凉寺名称，称之为小清凉台，现在改称为清凉台。

李法周向傅增湘详细介绍了黄山的游道景点、风土人情。从24日起，陪同傅增湘过光明顶、鳌鱼峰，到文殊院，直到下山至汤池。28日，傅增湘在离开黄山之前，为感谢李法周的向导之力，特赠送黄山图及饼干菠萝蜜等。

1935年5月9日，傅增湘偕四位好友再次登山，第二天到达狮子林，为狮林精舍题字，但却没有见着李法周，便追问李法周的下落，从狮子林僧人口中隐约得知，李法周已于上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惨死在松谷庵至狮子林途中雪地。

李法周虽为居士，但热心佛门事业，热心黄山建设。从1916年三十七岁到黄山后，先后化缘修缮了狮子林，募捐监造建成了松谷至北海道中的缘成桥，自筹资金建设辅村至松谷道中二龙桥，捐建了云谷寺五间客房，修筑了云谷寺往白鹅岭途中的招隐亭。在此期间，他住在狮林精舍，负责狮子林和狮林精舍的经营，由于他为人厚道，经营有方，很多香客都乐于施舍，狮子林和狮林精舍香火一直很旺，寺庙也逐步购置了一些山场和田产。但是，在狮子林上方的清凉正顶却日趋艰难，住持法空和尚嫉妒之心也渐渐萌生。嫉妒慢慢转为嫉恨，嫉恨再转为仇恨。于是，法空与另一个李法周曾经得罪过的恶僧徒弟密谋，趁着李法周从太平县甘棠回来，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情况下，于十八道弯处以绳索将其绊倒，用棍棒痛击致死，再将尸体藏匿在三尊大佛下方山坳中。由于冬季气温低，积雪数月不化，尸体直到次年4月初，因乌鸦争抢腐尸嘈杂不休，才被人发现。

关于此事，与傅增湘一同到黄山来的周肇祥写了一首诗《闻山中人说李法舟（周）事》：“雪中椎杀老维摩，弱小阿师奈若何？能报大仇还故物，胜他十万剑横磨。”说明当时傅增湘一行确信了这一事实，但也有李法周在清凉台诵经时不小心摔下了山崖的说法。

现在，在北海通往西海去的途中，有一墓塔，塔上赫然刻着金陵李法周居士之墓。这是1941年黄山人感念李法周生前做了很多好事，专门收葬骨骸而建的。

佛门宰豕

在黄山山上没有宾馆时，狮子林和狮林精舍接待过很多名人，但让狮子林僧人印象很深的并不多，褚民谊、陈璧君属其中一批。

1935年，黄山建设进入最高峰时期。这一年的4至5月和9至10月接待各路要人不知有多少，有时温泉区域人满为患，山上庙宇也无法安排。这年春季的一天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及夫人陈璧君与汪精卫连襟、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商议，准备到黄山游览，通知黄山做好接待。临行时，汪精卫因事未能成行，褚民谊、陈璧君便率队四十余人，浩浩荡荡开到黄山。据当时的轿夫朱老三介绍，十日之内的黄山轿夫他们全包了，但每天支付的报酬甚微，轿夫敢怒不敢言。特别是陈璧君架子大、脾气暴，仗势凌人，且身材很胖，一边坐着轿子一边吃着外国糖果，从前山抬到后山需要四个人。当时这些轿夫虽然不知道这人就是汪精卫的老婆，但十分讨厌她。他们离山之后，朱老三常常与人说起，就好像抬了一头猪，抬到小心坡时差一点就想故意失手，让她跌落山崖，摔个粉身碎骨。

到了狮子林入住后，褚民谊、陈璧君自带了厨师，自行下厨，做菜做饭，不需要僧人提供斋食。这样一来，僧人闲是闲了，却无法从中挣得香火钱了。最让僧人不能接受的是，他们居然带了生猪上山，就在狮子林这个佛门之地现场宰杀，以新鲜猪肉为食材做大锅荤菜。僧人去阻止，他们根本不听、不予理睬。几个僧人一点办法没有，只好远远躲着，唉声叹气。在这三天时间里，狮子林到处充斥着血腥味，一点不像佛门净地。

抗战爆发后，汪精卫成了第一号**，褚民谊成了第四号**。其时，福建与皖南连片都在国统区范围内，该省一家小报采访刊登这段异闻。

住持被逐

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中期，在慈光寺住持脱尘和尚去世后，狮子林和狮林精舍的住持惟清在全山所有寺庙中资历最老。经过多年精心经营，狮子林有了不少茶山、竹山、田地，其中少数自己经营，多数出租收取租金。

1934年黄山建设委员设立之后，明确了黄山地界，确定了开发建设区域范围。在此范围内有一部分土地属于寺庙，需要征用，慈光寺、紫云庵和狮子林禅寺涉及比较多。对此，惟清和尚非常不满，对黄山建设委员会驻山办事处的工作采取不支持、不配合态度。1935年下半年，他动议联名写信给安徽省佛教协会，既是请求帮助，也是告状。他认为，黄山是天然美景，所以有了寺庙，山的兴旺还要靠寺庙的发展，靠香客烧香供奉，所以建设黄山应当建设寺庙，而目前黄山的建设僧人未能参与其中，只是要求服从命令、听从安排，这是不能接受的。为此要求：不能一概以支付一定代价就将属庙产的土地收归公有，部分收归公有的应当置换土地；不得干涉寺庙僧人取用木材燃料，不然寺庙僧人的生存就有困难；不能规定游客在寺庙吃住费用收取标准，客人施舍多少不应限制。总之，黄山建设不能影响寺庙既有利益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蹊跷。1936年7月11日，驻山办事处在同一天收到两个报告，一份来自紫云庵住持智德和尚，他状告惟清唆使众人抢夺紫云庵财产；另一份来自安徽省佛教协会，他们提出成立黄山佛教协会，由惟清等七人组成筹委会，并制定寺庙规约九条。两天后，驻山办事处将两个文书一并转报黄山建设委员会。结果很快出来了：7月15日，九华山妙山和尚应聘到紫云庵任住持；7月31日，黄山建设委员会将惟清唆众抢夺案件转呈安徽省佛教协会，要求收回任命文件。

此事刚过，恰好陈璧君的广东老乡屈向邦来函，要为陈璧君在黄山弄一块地，驻山办事处觉得不能在现有规划范围内违规办事，就报告黄山建设委员会，拟将狮子林寺产十亩地奉送给陈璧君。于是，驻山办事处即请惟清和尚来一趟，当面商议，而惟清和尚则以生病不能前往应对。黄山建设委员会当然不理会惟清和尚，直接派员前往狮子林测量土地。同时函告太平县政府，建议依法查办惟清和尚。1937年4月初，驻山办事处一名课长和黄山警察所所长到狮子林驱逐惟清和尚，查封物品，即时函告太平县政府派员接管狮子林财产。此时发现惟清已携寺庙产契遁形，驻山办事处只得发函要求太平县政府彻查、追缴狮子林和清凉正顶所有庙产。

惟清和尚被逐后，去了杭州凤林寺，不久成为该寺方丈。此为后话。

请来高僧

俗话说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。黄山的佛教在明朝后期发展到最高峰，在国内佛教界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这其中离不开名僧推动，而这些名僧无一例外都是外来的，包来西、岛云是这样，普门、一乘也是这样。

到了民国时期，黄山的佛教已经日渐式微，全山寺庙由最多时近百座，变成二十多座，其中有些还没有僧人常住，全山僧人也就二十多人。寺庙少了，游客上山没有落脚处，甚至吃喝都成问题。黄山建设委员会成立之后，开始在温泉区域建设接待设施，但其他地方一时半会儿还来不及建设，尤其是北海区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仍然必须借助寺庙解决接待问题，而全山却没有一个能力强、有威望的僧人。

1936年冬，驻山办事处已经改为黄山管理局筹备处，处长陈次权奉许世英之命，约请常惺法师到黄山主持佛教建设。常惺法师虽然刚刚四十岁，但德高望重，佛门称其为常老，其时正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，常住上海，日常事务很多，尤其是协调新旧两派之争，劳精伤神。常惺接到邀请后，委派徒弟秀奇和尚先到黄山了解情况。1937年2月初，黄山积雪尚未融化，陈次权亲自迎接常惺到了紫云庵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陈次权陪着常惺赏风景，看寺庙，谈佛教，走遍了全山大小所有庙宇。十多天之后，因事务繁忙，常惺一人回上海，留下秀奇在山。不久，秀奇收到常惺从上海寄来书信，委托其代理担任狮子林住持。

其实，黄山管理局筹备处当时的想法是让常惺全面掌管黄山佛教，同时担任最大寺庙——慈光寺的住持，但常惺仔细看过各寺庙后，认为自己与慈光寺因缘未到，而狮子林却比较适合。这样，秀奇就从1937年4月开始正式接住狮子林。此后，秀奇每月写信给常惺，报告狮子林情况，请示佛教问题。常惺也回信给予指导。可惜，为时不长，上海沦陷，音信中断。

1939年1月14日，狮子林住持、中国知名法师常惺因病去世，年仅四十三岁。